论非马的意象诗
孙基林
非马被台湾诗人和评论家李魁贤称作是“正牌的意象主义者”，他的诗“具有非常典型性的意象主义诗的特色和魅力，和意象派六大信条中强调的：语言精确、创造新节奏、选择新题材、塑造意象、明朗、凝炼，有相当符合。(1)的确，这称谓和认定，在非马的诗学和作品本文处，均可得到经典式的印证。
在非马看来，一首成功的现代诗的基本特徵至少有下列四条，即一是“社会性”、二要“新”、三要有“象徵性”、四须“浓缩”。说及“社会性”，他认为，“今天一个有抱负的诗人不可能再躲到阴暗的咖啡室里去找灵感。他必须到太阳底下去同大家一起流血流汗，他必须成为社会有用的一员，然后才有可能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才有可能对他所生活的社会及时代作忠实批判与记录”，即是说诗人必须去生活，去行动，去体验，做一些有益于人类和社会的事，然后才能写出有血有肉、有社会性的诗。这与他所说的“对人类有广泛的同情心与爱心”、“先学会做人，再来学作诗”的诗人立场是相统一的。所谓“新”，即革命性的创新。他认为“人家或自己已经说过的话，如果没有超越或新义便尽量避免。甚至在一首诗里已经用过的字，如非必要，便不再重复”。诗人应能“从表面上看起来平凡的日常事物里找出不平凡的意义，从明明不可能的境况里推出可能，这才能去除事物的遮蔽，给人“出其不意的惊讶”。他认为，现代诗的第三个特徵是“象徵性”：“一首不含象徵或没有意象的诗是很难存在的。一个带有多重意义的意象不但可以扩展想像的领域，而且使一首诗成为一个有机的组织。在非马看来，象徵即意象，就艺术上而言，它是一个有机的自成天地的审美单位，但又能唤起人们的多重经验和想像，建立起与宇宙间事事物物的关联、呼应，并产生多重意义。至於“浓缩”，就是“用最少的文字负载最多的意义”。他认为“一个字可以表达的，绝不用两个字。因为一个不必要的字句或意象，在一首诗里不仅仅是浪费而己，它常常在读者正要步入忘我的欣赏之时绊他一脚，使他跌回现实”。对此他还特别提到要“避免用堆砌的形容词及拖泥带水的连接词”(2)此四条即可见出非马的诗学理想，首先他是一位“入世”的诗人，注重诗的社会性、现实性和个人的生活体验。他说诗就是一面镜子，“照出我生命里的一段历程，一个面貌。只有不断充实我的生活，扩展我的视野，开拓我的心胸，才有可能使这面镜子明晰起来，使镜里的面目少一点可憎”(3)。他还说：“诗的现实是诗人用敏锐的眼悲悯的心，对宇宙人生历史社会的事事物物，经过深刻的观照与反省，所凝聚成的令人心颤的东西。”(4) 同时他又是一位“艺术至上”或“技巧至上”论者，所谓“新”、“象徵性”、“浓缩”等均是艺术和审美层面的要求。里认为“诗人必须懂得如何去动用技巧，如何去选择最有效的语言，创造最准确的意象，使写出来的诗成为独特的艺术品，这样才有希望能打动人”(5)因此，非马是一位现实与艺术的同构论者，“比写实更写实，比现代更现代”正是他一直在追求和实践著的艺术向度与诗学理想。
一个热心拥抱社会，并怀著博大的爱心与人道情怀的诗人，必须视人类的生态与个人的生存处境为自己的责任。他的诗虽小，但题材丰富，境界阔大。人们常说一粒沙中可见出整个世界，他一首首格局简约的小诗中，同样包纳著世界乃至宇宙的大事件、大主题以及诗人对它的大悲悯、大关怀。这里有对种族歧视的冷嘲、厌恶，如《南非，不准照相》、《太空轮回》；有对非洲孩子的同情、怜爱，如《非洲小孩》、《外星人》；也有对残酷战争的反思、批判，如《越战纪念碑》、《电视》等。《南非，不准照相》如此写道：“没有多事的镜子／这世界便不会有罪恶／／所以他们要捣碎／那些咄咄／使他们原形毕露的／照妖镜／／他们却忘了／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湖泊／还有亿万双眼睛／也都晶莹雪亮／黑白分明。”荒唐的逻辑恰恰暴露了他们荒唐的嘴脸和罪恶，照相虽能被禁止，但却遮蔽不了“天上的星星，地上的湖泊，还有亿万双眼睛”，它们同样晶莹雪亮，罪恶也同样会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电视》更精妙地揭露和批判了战争的罪恶：“一个手指头／轻轻便能关掉的／世界／／却关不掉／／逐渐暗淡的荧光幕上／一粒仇恨的火种／骤然引发／熊熊的战火／烧过越南／烧过中东／烧过每一张／焦灼的脸。”此诗开笔并未直接引入战争，而是以电视屏幕上的一副画面或一则报导入笔。电视本就是一个虚拟的世界，是随意即可用手指轻轻关闭或开启的，可诗人却逆折而出，说“却关不掉”，一句既出，给人“出其不意的惊讶”，虽在意料之外但又入情理之中。一个虚拟的世界是可以轻易关闭的，可残酷的现实却在继续，熊熊的战火“烧过越南，烧过中东，烧过每一张焦灼的脸”。一张张“焦灼的脸”是诗中特写，由此足可见出战争的惨烈和血腥，从而表达了作者批判的意向。
当然，非马诗歌的社会意识或人类的生态意识，并非仅仅体现在这些宏大事件的抒写上，只要体现或相关于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都是他所谓社会性的应有之义。批判、嘲讽社会上一些有悖于人类本性的异化现实或不良事物有会性，著意营造一种温馨亲和的人际生态氛围同样具有社会意义。平凡的事物和日常生活事实是社会性的最大现实。每一个微小事物，每一个生活片段，都是社会或人类生态的缩影或全息存在体，只是诗人有没有敏锐的触觉去体会、发掘并创造出人与社会存在的诗意来。对此，一个博大的生命和心灵与社会及事物的诗意关联，就是至关重要的了，就如非马在《生命的指纹》中所写到的：“每个我记得或淡忘了的城镇／每个同我擦肩而过或结伴而行的人／路边一朵小花的眼泪／或天上一只小鸟的欢笑／都深深刻入／我生命的指纹／成了／我的印记。”我生命的指纹的印记成了整个世界事物的折光，而世界、事物也必然成为我生命的折光，请看他《四季》中的一首《秋》：
“妻儿在你头上／找到一根白发时的惊呼／竟带有拾穗者／
压抑不住的／喜悦”
诗人将“中年”与“秋”并置、同构，把“秋”视作自己生命的一种形式和状态；让“惊呼”与“喜悦”相呼应，表达不同的情态反应。自然与生命浑然化为一体，成为有机的生命形态。正如李魁贤在诠释这首诗时所描述的：“一方面在人生时序上，同样有入秋，从夏季的绚烂回归平淡的况味，另方面却有进人收获季的喜悦感，在精神上也是以‘转化’求得生命与自然的谐和归趋。”(6)
对“象徵性” 或“意象性” 的经营是非马诗学的主要艺术倾向，在此向度上，他又强调创新与“浓缩”，因而常会给人带来一种新奇感。尤其在形式上，大都格局简约，意象尖新，使之成为一种典型的意象主义诗歌。而就其“意象”本体而言，它是意义与物象的有机交合体，是有所指的意指符号。非马是一位追求意义的诗人，认为写诗就是要表达意义，当然“一首诗并不仅仅有一个意义。因为诗需要靠读者来完成。而读者的背景、经历、阅读的时间天气地点与心情都可能使他从同一首好诗里读出不同的意义来”。因而，多义性和不确定性是非马诗歌意象的意义深度，同时这也是象徵意象的美学特性之所在。比如表达乡愁的《醉汉》。非马自小因漂泊台湾，曾20余年与留在大陆的母亲未通音信。“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一条／曲折／回荡的／万里愁肠／／左一脚／十年／右一脚／十年／母亲啊／我正努力／向您／走／来”。这首诗有多处可理解为有多重的意义，“醉汉”究竟是酒入愁肠而怀乡，还是类乎一个醉汉的迷离恍惚；把“短短的直巷”走成“万里愁肠”，是实写走近家门的一种心情的比喻，还是如醉汉般恍惚迷离的幻觉；“母亲”既可理解为母亲，也可理解为祖国。当然还可有其他的诠释，这是由意义的不确定性决定的，由此为读者的阅读和审美期待开拓了无限的空间。由於非马善於对一种题材或意象反覆书写，并迭出新意，他的诗中也出现了一些原型意象，比如有口皆碑的《鸟笼》即为一例：
“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鸟／笼”
这首名为《鸟笼》的诗，是“反逆思考”或“多向思考”的经典性作品。把鸟笼打开，让鸟飞走，诗人不说把自由还给鸟，却说还给鸟笼，这就开拓了审美与思考的另一空间。鸟被关在鸟笼，鸟失去了闲散的自由，鸟笼失去了自在的自由，不自由是双方的。事物是相辅相成、相互链接又制约的生态系统；它不是单一的存在物。诗人后来又写了《再看鸟笼》和《鸟笼》，前者是：“打开／鸟笼的／门／让鸟飞／走／／把自由／还给／天／空”；后者是： “ 打开鸟笼的／门／让鸟自由飞／出／又飞／入／／鸟笼／从此成了／天／空。”诗人刘荒田在解读这三首诗时说，他不禁想起了禅的三个境界，即“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诗人的境界层层递进，每层都有独特的风光，实在是叠生惊奇，令人把玩不止”(7)。
（作者单位：山东大学中文系)
(1,6)李魁贤《论非马的诗》〔摘录〕，见《非马集》，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4年12月。
(2) 非马《略谈现代诗》，见杨宗泽编《非马诗歌艺术》，作家出版社，1999年4月。
(3) 非马《生活与诗》，见杨宗泽编《非马诗歌艺术》。
(4) 许达然、非马《诗的对话》，见杨宗泽编《非马诗歌艺术》。
(5) 非马《中国现代诗的动向》，见杨宗泽编《非马诗歌艺术》。
(7) 刘荒田《本世纪诗长廊中的“鸟笼”》，见杨宗泽编《非马诗歌艺术》。
原载：《美国华文文学论》，黄万华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0.5.
